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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的读音,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新层面与新视角,麦吉丽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季刊《贵州作家》,自2018年第二期开始,设立【贵州地质文学】专栏,迄今已出刊四期,每期刊发各类地质文学作品三万字。 


导言:“学院派”文学评论的来龙去脉

2018年,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参照,都具有座标性的意义:从历史来看,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节点;从现实来看,2018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元年。

就是在这一年,在贵州省地矿局党韩智秀委的坚强领导下,贵州地质文学继承和弘扬地质文化传统、坚持地质文学自信,迈出了新的步伐,不仅编辑、出版四卷板本新世纪贵州地质文学丛书《拓荒人的新纪元》,还在贵州省作家协会积极支持下,以《杜鹃花》为基础,在《贵州作家》杂志开设了【贵州地质文学】专栏。

诚如开栏语所说:《贵州作家》是贵州作家的摇篮,也是贵州文学爱好者向往的高地。在文化自信成为重要关键词的当下,作为贵州地质文学象征的《杜鹃花》,便在新时代的春光里,鼓起了勇气向这片文学高地走去。于是,就有了贵州文学对地学文学的鼓励与关爱,就有了山野的“杜鹃花”,登上大雅之堂的幸运与惊喜!

时光如梭,光阴似箭。

在迎来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的春天里,《贵州作家》的【贵州地质文学】专栏已满周岁,出刊了整整四期,约十余万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从小看大,三岁看老”的约定俗成的观念。小孩满周岁,是要抓“周”的,预测孩子未来的喜好与志向。作为【贵州地质文学】专栏,似乎也要“抓周”,对一年来发表《在贵州作家》上的地质文作品进行一下第三方评论与总结,以便客观地认知自己在《贵州作家》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于是,《贵州作家》杂志社便决定,请有关文学评论专家对2018年第二期至2019年第一期【贵州地质文学】专栏所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同聚网、纪实文学及评论等作品进行全面的文学评估。

在文学界,常有“学院派”与“社会派”的分别。“学院派”主要指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的文学群体,他们居高墙之内,象牙塔之中,高贵而典雅;“社会派”则主要指以各级文联为主体的各行各业的文学群体,比较于“学院派”,他们贴近社会生活,更接地气一些。从文学优势特点来分析,“学院派”似乎更长于文学理论的研究,“社会派”则重于文学创作的实践。

贵州地质文学,自然属于“社会派”文学群体。

过去一段时间,以《杜鹃花》为文学阵地的贵州地质文学由于取得一定的创作成绩和培养了不少文学人才,而被誉为“贵州地质文学现象”,这样的赞誉主要来源于全国地矿行业与贵州文联系统的评价,“学院派”则因对地质文学创作情况了解不多而发声谨慎。

为此,这次就专门邀请了以文学理论素养深厚、创作逻辑思维严谨著称的“学院派”文学评论家——来自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的现当代文学教授陈祖君与来自铜仁欲望深渊学院在读文学博士王琪君副教授两位谦谦君子,为发表在《贵州作家》上的四期【贵州地质文学】专栏作品把脉问诊、鼓劲加油,也为地质文学创作梳理病灶、指点迷津。

两位文学评论家高度重视此事,早起晚睡,花了大量时间与精力,

究读了数十万字的贵州地质文学作品,在2019年阳春三月,分别写出了《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贵州地质文学”专栏巡礼》与《地质人与地质情——“贵州地质文学”专栏述评》两篇凝聚他们无数心血与智慧的深刻而温暖、令地质文学作者受益匪浅的精彩华章。

现在,就让我们细细分享如下。 


学院派文论之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贵州作家》“贵州地质文学”专栏巡礼

 陈祖君

作为贵州作家的摇篮,也是贵州文学爱好者高地的《贵州作家》,最近开辟“贵州地质文学”专栏,专门发表贵州地质领域工作者的作品,迄今已有四期。

“贵州地质文学现象”是已得到省内文坛公认的贵州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它因改革开放以来成绩卓著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一现象含纳贵州重要作家、评论家李绍珊、袁浪、冉正万、李裴、陈跃康等;更有现象中的现象,标杆性的作家欧阳黔森的崛起。这一现象有着其令人羡慕的生长土壤或承载园地,那就是独属于贵州地矿领域的刊物《杜鹃花》。自岑参的读音,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新层面与新视角,麦吉丽上个世纪1984年创刊以来,《杜鹃花》一直在发表贵州地质领域文学爱好者的作品,一直在致力于打造“贵州地质文学”这一品牌。贵州地质文学已经取得的成绩让我得出一个判断,即使它今天停止运作,也能得到贵大唐科学家州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但我理解,“贵州地质文学现象”应该不是静止的过去,它应该是紧紧抓住活生生的当下,和不断翻滚、流转的现实一道前行的潮流。那么,它当下的发展如何呢?

从《贵州作家》刊登的四期作品来看,我要说,贵州地质文学仍在奋力前行,仍是贵州文坛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且来看看这四期作品。

第一期,是“贵州地质文学”在《贵州作家》的亮相。编者显然很重视这亮相的一期。这期首先发表两篇小说:袁浪《最后的枪王》及绿野来客《丹砂村往事》。《最后的枪王》讲述民族地区一项传统活动:枪赛的远去。那古和虎沙对于枪王桂冠的争夺是扣人心弦的情节,那古虽经主持人宣布获得枪王的称号,但紧接着出现而打下飞鸟的虎沙枪法似乎更胜一筹,那是三十五年前的往事。作者把视点放在三十五年后的那古身上,那古当年和虎沙单挑时,欠下虎沙一枪;如今听说虎沙回来了,欠下的一枪怎么还呢?他家业兴旺,事业有成,有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上初中的儿子,有自己的商贸旅游产业。年少时可以把生命看得不值一颗樱桃,现在却有太多牵挂与忧虑。等到两人真的相见,欠下的这一枪在谈笑间消泯。他们达成共识,要为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家乡人们生活更富裕而合作。除扣人心弦的情节外,小说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爽利明快的语言。传达的追寻美好、富裕生活的理念则更加耐人寻味。袁浪是贵州成就卓著的作家,也是《杜鹃花》创始人之一,贵州地质文学的重要代表。由他写下的这篇精彩小说打头阵,显得这个专栏一出手就不凡。这篇小说后面还附了舒梦的短评,把小说的题旨概括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觉悟”,很有见地。在小说后面设置短评,更显出专栏的编者对于亮相的重视。《丹砂村往事》围绕着丹砂村过往的历史设置爷孙两代的人生传奇。爷爷是炼丹砂的能手,在丹砂村有过辉煌的人生;可是丹砂村的丹砂开采净尽,爷爷的晚景已经有些萧疏。作为孙辈的“我”——矿儿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闯荡。临走前夕,爷爷送给孙儿家中珍藏的宝物,一粒丹砂晶体。凭着丹砂宝贝做本钱,“我”的事业小有成就。丹砂和几代人的福祉串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巧妙的处理。小说之后发表的是一篇散文即胡丽的《野外谈吃》,谈到作为地质工作者,自己在野外吃到的龙凤汤、野生鱼、野果子以及野餐。作者揭示的原滋原味的吃食,和在野外进食的趣味,会让寻求原生态生活的人神往。散文之后是一篇纪实文学,王国甫的《英雄泪》,讲述越战一等功臣王家福的人生传奇。王家福出生于地质工作者之家,本已在地质测绘院当上测量员的他,又拿起钢枪上前线,当了一名军人。他掌握的测量技术,在部队里能派上用场。同时,他枪法准,是神枪手。他当上尖刀班班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冲锋陷阵,立下奇功。他腿部受伤,留下终身残疾。他用惊人的意志锻炼身体,终至如常人一般行动自如。他转业后又回到测绘院,在不止一个岗位工作。他用认真的态度,拼搏的精神,十足的干劲对待每一个岗位,每一项任务,获得领导和同事的交口称赞。他是坚毅、勇敢、正直的,同时又满怀柔情,谈到牺牲的战友,他会热泪盈眶,甚至嚎啕大哭。在作者笔下,王家福这一形象是非常鲜活丰满的。本期专栏最后是一篇评论,管利明的《杜鹃新蕾绽芬芳》,对《杜鹃花》2017年“杜鹃新蕾”栏目的作品进行概览与评述。作者评述《打毛衣的父亲》《腊肉乡愁》《关于读书的那个梦》《小把戏》《一包花生粘》《捍卫生命的尊严》等作品,或细致入微,或要言不烦,都精辟到位。

第二期选编几篇贵州省第十三届“新长征”职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活动中的获奖作品。跟往常多次征文活动一样,贵州地矿文联选送的作品又是大获丰收。本期首先发表的是纪实文学,亦即雷志平的《父子钻探情》。顾名思义,父子两代都钟情于钻探。作品从儿子雷志平的视角,对情系钻探,把生命和热情都付与贵州地质工作的父子两代的人生进行报告。父亲雷绍发是贵州钻探业响当当的人物,带领他的队伍奋战在苗岭与乌蒙山之间,把钻探干到所处时代亦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极致的水平。儿子雷志平,受到父亲影响,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也成为钻探行业的佼佼者。作品平实的叙述挟带着感情,让我们看到两代地质人的担当与付出,看到他们的情怀——和钻探割舍不了的联系。接着选编的是两篇小说,詹海燕的《山林前的小屋》和陈瑶的《最后一个》。《山林前的小屋》中,“我”找到同事建锋的家,受到建锋年迈体弱父母热情的接待。作品具体详细地写建锋父母的热情,压在最后的,是建锋的死亡通知书,以及建锋死亡原因的简单介绍——代替患感冒的“我”爬山崖打标尺,在山崖上滑到。小说详略得当、欲扬先抑的处理手法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最后一个》写谋杀案,女儿仿佛宿命一般,从投毒的化学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作案的手法来实现谋杀意图。人物心理的捉摸不定,情节呈现的扑朔迷离使小说显出些许迷幻色彩。小说之后刊登的是王琴的组诗《岁月的爱痕》,收入《岁月的爱痕》《白纸黑字》《冥想状态》《出一次远门》《阳光在笑》。这些诗表明,王琴是有灵气的诗人,善于处理岁月在记忆中留下的刻痕,善于用纸和笔书写自己的心情,善于咀嚼、消化自己的孤独,留下美丽的文字。诗歌之后刊登的是杨麒麟的散文《不屈》,散记明末清初汉人的血性与不屈,谈及李来亨、张煌言、郑成功等著名历史人物。本期最后是一篇文学评论,陈跃康的《地质概念的诗意解构与重塑》,专门评论龚章河长篇地质诗歌《原野》,用诗性语言解读这首近400行的诗,富有创见地将其定位为“对地质概念的一种诗意解构与重塑”。

第三期顺次发表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各一篇作品。纪实文学发表的是陈明华《可可西里历险记》,以第一人称写作者十几年前随队在可可西佛山大炮嫖娼日记里考察的经历,可可西里广博的面积、复杂的地理、多变的气候、美丽的草原,以及地质人在变幻莫测的环境面前的抗争,被作者娓娓道来。小说发表的是龚章河《喊饭》,写两个女人在山谷这头给自己的两个男人,一个是项目部的经理,一个是机场的机长做饭,饭做好了,可是由于山洪暴发,男人无法回家吃饭,于是她们站在山头喊饭,大声喊出自己做的一道道菜名。这其实是对繁难生活的审美性观照,地质工作者日常生活的不便,在作者笔下,呈现出美的一面。这里凸显的,是地质工作者及其家人克服困难的勇敢和坚韧,后面起推动作用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散文发表的是陈安琪《黔灵山下的变迁》,黔灵山下,从八鸽岩的交际处,到黔灵公园大门口,靠黔灵山的一边几乎都是贵州省地矿局的地盘,有地矿局的办公区、家属区,以及子弟学校等。作者以地矿局职工的身份,写这一带几十年的变迁。对黔灵山下这一大片地理空间改革开放以来脱胎换骨的改变,给以全面细致的描绘。诗歌发表的是张建文《地质人》,内有七言诗四首,忆江南十二首,用古代文学中七言诗及词牌忆江南的形式,抒写地矿人的生活和情感。评论发表的是李裴《我心中的童话》。作者珍爱贵州地质文学,将其视为心中的通话。文章回眸贵州地质文学三十年发展历史,并做了深入思考。作者首先从《杜鹃花》的创办谈起,到《杜鹃花》创办后成绩斐然,到贵州地质文学成为现象,而欧岑参的读音,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新层面与新视角,麦吉丽阳黔森成为现象中的现象;继之梳理地质文学自发萌芽期、培育成长期、发展收获期、变革转型期、复兴再造期等五个发展时期;最后落脚在对于如何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认识:传播先进文化,弘扬贵州精神;积极讴歌时代,催生精品力作;提供人才支撑,催生群英辈出;立足贵州实际,突出自身特色。这是一篇关于贵州地质文学研究高瞻远瞩而又具体而微的力作。

第四期仍顺次发表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纪实文学发表的是詹海燕《“金三角”作证》,对贵州黄金地质工作四十年发展历史做全面深透的回眸。贵州黄金在哪里?这是一个萦绕贵州地质人几十年的难题与课题,通常的认识是贵州是一个金矿资源贫乏的省份;但贵州地质人经过四十年的勘查与冶炼,提交了令人满意的答卷——自1978年发现板其金矿后,相继发现册亨丫他、三都苗龙、安龙戈塘、兴仁紫木凼、贞丰水银洞、普安泥堡、贞丰烂泥沟等金矿。这些新类型金矿的发现和开发,彻底改变贵州金矿资源贫乏的落后面貌,改变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局面,黔西南与邻近的桂西北、滇东南构成了我国著名的“金三角”。小说发表的是田景轩《那年,在南盘江畔》,以及林小会《门后那件脏衣服》。《那年,在南盘江畔》以女性地质工作者王小芊的口吻,回忆三十八年前在南盘江畔的黄金勘查生活。作者具体描写麻涌天气的是年轻男女的情感生活。三个女性在谈论中交口称赞年轻英俊的钻探班长陈海,而“我”有一个小秘密——刚收到陈海的情书,正处于激动与队长千金已对陈海“下手”而来的怅然中。当天晚上,下起令人惊骇的暴雨,陈海在抢救地质勘查现场岩心过程中被坠石砸中脑袋,奥利卡的诗连夜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小说最后交代,“那年以后,我们在这里勘探发现了全国著名的大型微细粒浸染金矿……”这构成小说和前面纪实文学《“金三角”作证》绝妙的互文关系:都涉及黄金的勘查开采,从纪实文学中,我们看到事实和数据烘托出的宏大事业;从小说中,我们看到为了这个事业,地质人青春和生命的付出。《门后那件脏衣服》写“她”带着儿子探望因驻村扶贫三个月未见的丈夫,可丈夫处理村民房屋开裂问题彻夜不归,“她”彻夜不眠,极度不满,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但看到门后的脏衣服,“她”改变主意,洗了脏衣服才走。两篇小说都能以小见大,从个人、家庭生活和情感之小,见出黄金勘探和扶贫事业之大。散文发表的是喻沈竞《我的地质大院》,从个人感受出发,谈当初在地质大院的生活;而这生活,连接着童年、少年时代难忘的岁月。诗歌发表的是王琴《写一首简短的诗》(外二首)和沈默《我们的家在山上》(外一首)。王琴是四期专栏中第二次出场,继续保持敏锐的感知和灵气,对寻常的生活、生活中的孤独、流逝的时间等话题持续跟踪和追问。沈默的诗专注于贵州地质人的特殊生活:经常驻留在山上,甚至要以山为家,而对这样的生活做了诗意的发掘。其诗,有意识地在倾听地质人的歌谣,抒写地质人的梦想。本期如前面三期一样,以一篇文学评论即陈宇《人兽之间》扫尾。这篇评论对龚章河发表在《杜鹃花》上的短篇小说《老黄是条狗》做出解读,令人信服地分析情节设置的跌宕起伏与蜿蜒徐缓,更发掘出人兽之间,有时兽像人懂得感恩,有时人不如兽,只知掠夺和占有的深层次内涵。

怀有敬意地展读《贵州作家》“贵州地质文学”专栏里的作品,我得到一些启示,至少有五点:

第一,这些作品,具有多种体裁,多种题材,保证了贵州地质文学的丰富多样性。体裁方面,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诗皓月悟空歌、评论五类作品交相辉映。纪实文学从第二期起,就排在第一位。地质行业是务实的行业,这显示地质行业务实性对地质文学的影响。纪实文学打头阵,或许更能突出地质文学的行业性,更能突出贵州地质文学的地域性。就题材而言,这些作品处理各种各样材料,以地质行业为中心,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吃穿住行,生老病死,谈情说爱,走亲访友,勘查、钻探、采矿、冶炼,水银、黄金、煤等,无不涉及。

第二,这些作品,传达关于贵州地质的知识,这些是行业知识,又可能是地方性知识,或许是贵州地质文学特殊性的起点。“高原反应更严重了,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动也不想动,头一直低着,有点水都喝不下去的感觉,且有些严重者口中会不停流口水,极为可怜。”《可可西里历险记》里这样的叙述,可以让我们知道关于地质生活的知识。“从八鸽岩的交际处,到黔灵公园大门口,靠黔灵山的一边几乎都是贵州省地矿局的地盘,乘公共汽车也要座(应为“坐”)两站。”“北京路修得宽阔、大气,路两旁分布着外贸局、体育局、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等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机关,绿树成荫、围栏森严。”以上是《黔灵山下的变迁》中的两段文字。无独有偶,《我的地质大院》也有这样的描绘:“那时地矿局地盘真大呀,从八鸽岩的交际处到黔灵公园大门口,靠黔灵山的一边几乎都是,即便乘公共汽车也要坐两站的车程。”这些文字,可以让人增加关于贵州地质的地方性知识,对照起来读,还可领略其中的互文关系(这一点,笔者前面有所论及)。关注文学的地域性,曾经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带来重要变化,现在再加上一个行业性,且不说会带来多大的变化,至少是耐人寻味的。寻索贵州地质文学特殊性,或许要从其传达行业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入手。而且,地方性知识可以辐射到空间裹挟着时间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变迁,这本身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三,这些作品,讲述贵州地质行业几十年间发生的故事,同时也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特别是其中的纪实文学、小说和散文,涉及的多为地质人的故事。“尽管临近春节思家心切,但为了抢时间,在天柱工作了半个月之后,他们没有休整,又连夜赶赴黎平。谁知过了清水江,车子坏在半路,荒山野岭,天寒地冻,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刘老回忆说,好在年轻,不知道惧怕,几个人打着手电照亮前方,四周都是黑黢黢的山岭,顾书记带了头唱着‘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雄壮的歌声在黑夜里把几个人团聚在一起,就这样他们摸着黑徒步一两公里,幸运地找到了公路养护段帮助,否则只有在野地过夜了。第二天修好车子,赶到黎平县招待所,人家送来一茶缸米酒,几个人才记起是年三十,他们端起米酒远离亲人过了一个别样的年夜。”这是《“金三角”作证》里讲述勘查金矿的人们如何过春节的故事。同一篇作品的另一处也在讲述一批女性测试员过春节的故事:“时至春节,117队实验室灯火通明。测试分析的全是娘子军,她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她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日子,把家务交给了丈夫,把孩子交给了父母。她们舍弃了那餐团圆饭,舍弃共庆佳节的大年夜。......她们在三九天滴水成冰的实验室,不分昼夜地忙着洗样、检测,为每一件样品的数据把关”。这是努力拼搏的故事,中华大地每个行业每个角落都有许多这类感人的故事。专栏里的小说、散文,特别是纪实文学里还有许多这类故事。就是同一篇《“金三角”作证》里,也还有不少。这类故事背后起作用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指向的是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的目标。贵州地质领域发生的故事,极大意义上代表着整个中国发生的故事,是中国故事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四,这些作品凸显贵州地质人的身份意识,塑造众多贵州地质人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形象。这些作品都是地质人或曾为地质人的作者所写,涉及内容多为地质人的生活。不管是作者,还是作品里写到的地质人,都为地质工作付出过或正在付出热血和青春,时间和精力;他们对地质工作,都有难以割舍的情怀,《父子钻探情》里,我们看到父子两代,一家数人都在地质领域工作,都有不俗的表现。没有共同的认同,没有共同的地质人的身份意识,哪里会有这样共同的选择?应该指出,地质人的身份意识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金三角”作证》写道:“地质队员工作不仅仅是靠脑力,也要靠体力,野外作业翻山越岭,光是走路就练出一双铁脚板”,这里就有一种共同的认同:要具备地质人的身份,还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能力。

在笔者看来,形象是和身份紧密联结的范畴,有地质人的身份意识凸显,相应地会有地质人的形象塑造出来。《英雄泪》这样描写王家福——“退伍回到测绘院后,王家福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以英雄自居,而是始终保持军人作风;他不甘与轮椅伴终身,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和决心,强忍伤痛,春采气,夏练筋,秋增骨骼冬护皮,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坚持锻炼意志,强身健体。两年后,扔掉拐杖,离开轮椅,王家福奇迹般地站起来了。”一个刚强、坚毅、不屈的形象跃然纸上。除王家福外,笔者此前谈到的《父子钻探情》里的雷绍发、雷志平父子,《可可西里历险记》里的“我”——陈明华,《喊饭》里两个女人的丈夫——一个项目部的经理、一个机场的机长,《丹砂村往事》里的爷爷,《山林前的小屋》里的建锋,《那年,在南盘江畔》里的陈海等,也都是栩栩如生的地质人现象。他们可以归属于贵州文坛众所周知的高远拓荒人形象队伍。他们或者实有其人,或者出于文学作品虚构,但都有担当,有情怀,努力工作,奋力拼搏,献身于地质事业,为地质事业付出时间和热情,乃至生命本身。这些热爱自己的事业,努力工作,坚强不屈地拼搏的形象,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众多文学作品塑造的典型的中国人形象。

第五,这些作品,抒写地质人的情感,同时也构成中国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质生活很有可能是艰难的,地质人即使不能说居无定所,也能说常年在外,不着家;由此带来多少人家生活的繁难与不便,即使一般人也能想到。但地质生活,可能也是最富有诗意的生活。因为地质人最有可能行万里路,那要欣赏到多少山与水——而贵州的多彩山水隐藏着无穷的奥秘,接触多少人与事,引发多少情卞读什么感啊。贵州地质人最典型的情感莫过于对地质工作的热爱,以及对地质工作覆盖的空间,也即贵州山山岭岭的热爱。陈安琪分析“黔灵山下的变迁”时写道:“变的是北京路这条街道,不变的是贵州地矿人找矿兴黔、追求发展的初心。”显然,这颗初心就是贵州地质人典型的情感所在。

地质人对地质工作以及贵州山岭的热爱之情当然极有可能进入地质文学作品的诗歌体裁中,成为诗歌咏唱的对象。第二期中,被陈跃康评论的龚章河《原野》就是一首表达地质情怀的好诗。第三期和第四期正式刊发的张建文《地质人》和沈默《我们的家在山上》(外一首),都在明白无误地抒发地质情怀。如《地质人》,包含七言诗四首,忆江南十二首,用古典形式抒发现代情感,首首都和地质相关。比如《忆江南》第一首:“人老也,最爱忆当年。/地矿情怀深几许?/应声绿水与青山,/都道忒缠绵。”这里一方面提出“地矿情怀”的命题,另一方面,“地矿情怀”和“绿水与青山”建立了“缠绵”的关联。第五首:“乌蒙远,高处少人烟。/向晚腹空难觅路,/偏逢大雨走泥丸。/找矿果真难!”这里叙写找矿遇到g7568困难,但结合上下文语境,背后隐藏的更是克服困难之后的释然之感。

贵州地质人抒写的情感,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各行各业的中国人的情感,因为对工作及工作指向对象的深厚情感,是普遍地存在的。中国情感在贵州地质人这里得到很好的表达。

毋庸讳言,这四期“贵州地质文学”专栏作品存在些许缺憾,或者可以商榷之处。比如,一些作品思想显得单薄稚嫩,艺术上开掘不太深入;还有个别作品存在生造并不恰当的词语,“的”、“地”不分等技术上的瑕疵。总体而言,似乎还没有出现思想和艺术都极具创新性,表明欧阳黔森那批作家代表的高度被超越或被冲击的作品。

但瑕不掩岑参的读音,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新层面与新视角,麦吉丽瑜,毋庸置疑,这些作品已经证明“贵州地质文学”强大的存在,是贵州行业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头羊,构成贵州文坛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作者系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学院派文论之二:地质人与地质情

——《贵州作家》“贵州地质文学”专栏述评

王琪君

贵州地质文学是一块具有文学传统的文化阵地,其《杜鹃花》是贵州地质人展现精神风貌与表现地质生活的重要刊物。历年来,省地矿局对《杜鹃花》持续不断的支持,使许多地质人得益于刊物的平台,逐渐从《杜鹃花》中走出来,如欧阳黔森、冉正万等知名作家都是从地质人中脱颖而出的。可以说,正是贵州地质文学优良的文学传统浸染着贵州地质人,使他们坚守文学的理想,用文学将他们的精神世界升华,用文学的光照亮自己和他人。

在《贵州作家》的支持下,“作为贵州地质文学象征的《杜鹃花》,便在新时代的春光里,鼓起了勇气向这片文学高地走去。”于是,“贵州地质文学”专栏应运而生。到目前为止,“贵州地质文学专栏”共出了四期,开设了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与文学评论多个栏目。在今天文学已经类似“边缘学科”的情况下,贵州地质文学这朵“杜鹃花”不但没有萎缩,反而不断壮大,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固然是与地质人对文学的热爱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一篇散文或者是充满传奇的小说,他们的生活足够我们去细细品尝、仔细回味。

 一、艰辛与缅怀 

地质工作是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意外,人的生命和安全在大自然的面前都是渺小的。按照常理来说,这种危险的工作应该没有人愿意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也应该是想要早日脱离这样的工作环境,但从地质文学专栏看来,地质人不但没有嫌弃这份工作,相反却对这份工作有着相当多的特殊感情。例如陈明华的《可可西里历险记》,地质队员历经了一系列历险:狼群与沼泽的威胁,眼看着“胖哥”差点失去生命,队友的失踪,最后作者自己也因为高原反应差点儿命丧高原等。但作者并没有害怕或者是逃离,作者的表现是悲伤,而这悲伤是因为医生建议他不能再上高原了,因此文中的“我是那么的悲伤,也是那么的无奈……我真的要告别那些不平凡的地方了?要告别那些生死的弟兄了?…….要告别那些风雪、那些砂那些石、那些沼泽那些戈壁那些……”那些充满危险的地方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是充满了无限的怀念。他们已经和野外的地质形成了特殊的感情,正如陈明华自己所说:“许多往事仿佛流星一瞬,可那些历险的记忆,足可令我回味一生……”。

当然,谈到缅怀情感,散文在这方面是比较擅长的,其中陈安琪的《黔灵山下的变迁》以及喻沈竞的《我的地质大院》都对地质工作者的家园表达了深深的眷念。稍显不同的是,两篇散文相比较而言,陈安琪更注重的是“变迁”二字,更着力的是黔灵山下地质老基地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而喻沈竞则更多地对旧址的操场、楼道、水塔、水井等进行回忆,儿时的回忆引人思绪万千。当然,缅怀的是一种情怀,是对老一辈地质工作的认同,是对他们所作贡献的肯定,更是对他们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自豪。时代在发展,按照喻沈竞所写,“缅怀只是一种岑参的读音,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新层面与新视角,麦吉丽扰人的作怪惆怅,且放下莺莺燕燕,且放下缅怀过去,只管向前看,看高耸自信的地矿新楼,看车水马龙的北京路街道,看轻轨、地铁穿过,风轻云淡岁月静好!”。

除散文外,诗歌也是最能抒发情感的文体之一,张建文的《地质人》是地质情怀的集中体现,集中描写了几代人在青山绿水间丈量土地、勘探地矿的事迹,因此他写到:“人从地矿两三代,魂系青山六十年”,而最让人感动的是“须知易得风和月,不可稍亏国与民。白发或曾悲暮色,青春未敢系红尘。”特别是上一辈的地质人,为了祖国的宝藏,他们不但奉献了自己的精力,更是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这种奉献精神在诗歌当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沈默的《我们的家在山上》则从诗人毕业开始叙事,一直到记不清的“多少个夜晚”,与风为伍、与雨为伴,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夜色中的风,从钻塔吹过/ 我们就像老朋友”,大自然中的各种危险因素,对于常人来说,是灾难的降临,对于地质人来说,首先是习惯,然后他们用一种积极乐观又浪漫的情怀,将自然和他们共存。“风雨雷电,蛇虫兽禽,荆棘花草……/ 都是地质人的朋友/ 她们总是用各自的方式/ 在与地质人爱恨纠缠的同时/ 也在默默地倾听着地质人的歌谣”。是的,正是地质人曾与天地自然融合的过程,使地质人永远不能忘怀这艰难的生活,并且在他们的记忆中不是苦难,而是一首可以歌颂的赞歌。

 二、传承与坚守 

“贵州地质文学专栏”中的“纪实文学”栏目留给人印象深刻,与当下盛行的“非虚构写作”不谋而合。人们之所以关注“非虚构”就因为其中的事情来得真实,是可信可靠的。在“纪实文学”中可以看到,地质工作是异常艰辛的,要对各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地藏进行勘探,就要用双脚去丈量这片大地的山山水水,要能够适应在野外生存,因此地质工作者常常面临未知的危险,山体滑坡、泥石流、野外的飞禽走兽对于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工作的特殊性使他们要具有更多的勇气和胆量。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人会愿意从事一种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但如果人人都对地质工作避而远之,国家的地矿宝藏便无从发掘,许多和地矿相关的工厂将面临关闭,人民的资源需求就得不到保障。

地质工作需要它的工作者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超越常人的胆识以及坚韧不屈的毅力。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这样一支地质工作者队伍以后,源源不断地有人加入其中,这是这支队伍不断壮大的原因之一。

在“纪实文学”《英雄泪——记越战一等功臣王家福》的记叙中作者写到:“测量工作遇到有雾天气,通视距离低于二三十米就无法正常开展……为赶工期,王家福就和测量人员一起上山,遇到通视效果不好,当晚就住在山上,等第二天中午雾逐渐散开,通视条件出现后,一口气把点上的工作做完,有时在山上一住就是三四天,完成既定任务下山时,饿困交加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回到驻地往往要睡上一两天才能恢复。”这种情况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是家常便饭。在114队雷治平的《父子钻探情》中,他描写到父亲休息的场地时说:“身高体壮的父亲,躺在岩心箱上的感觉,长大后的我在机场上无数次的体验过,如果不是困倦疲惫到了极致,硌在上面的肉身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更不用说隆隆作响的机器轰鸣。”这是“父亲”休息的场地,在轰轰作响的机器旁就能入睡的“父亲”不知是疲倦到了什么程度,休息成了地质工作者最大的难题,不但休息得不到保障。饮食也同样如此,如他的“父亲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经常饱一顿、饥一顿,在此期间得了胃病,导致后来不得不把胃切除了四分之三,我还记得,父亲在一次回家途中因劳累和疾病交加,昏倒跌入河中,好在工友及时们救起才幸免于难。”因为这是纪实,所以让人感受得真真切切,地质人为了工作付出得太多,因此,这一工作也自然不会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但是,地质工人却并不减少,原因在于这种精神在不断感动我们的同时,也不断感染着他们的下一代,地质人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子承父业延续了下来。写《父子钻探情》的雷治平,写《我的地质大院》的喻沈竞等许多地质子弟都接手了父辈的火炬,继续在艰苦卓越的地质工作上奉献青春和热血,坚守着父辈传下来的坚定信念。他们为了这个信念、这项事业勇往直前、从未退缩,哪怕最后面临威胁生命安全的境地,也从未害怕过。

小说《山林前的小屋》、《那年,在南盘江畔》讲述的便是地质人在工作者付出生命的事迹,王建锋在打标尺时从山崖跌落、陈海在抢险的过程中遭遇意外,都是地质工作者为了事业牺牲的事例。虽然这两篇文章归于小说栏目,但读起来丝毫不觉得作者是在虚构,相反,读者尽会认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再者,詹海燕、田景轩都是地质工作人员,并不是专业的作家,能够写出如此逼真的小说,便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以他们亲身经历所作的文章了。见过了崇高的成都龙泉天气预报牺牲,他们还继续坚守在地质工作的这片土地上耕耘,这正是他们对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精神的认同,也是他们愿意继续坚守的原因。 

三、乐观的浪漫主义情怀 

地质工作非常不易,地质工作人员在长期的跋山涉水的过程中,除了积极地对待工作,还学会了乐观的面对生活,有了这种乐观的态度岑参的读音,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新层面与新视角,麦吉丽,工作似乎也不那么枯燥,他们也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趣味。

如胡丽的散文《野外谈吃》,开篇就谈到:“可是,作为一个热爱地质工作的地质人,从工作里面发掘出的趣事又岂止这些呢?”在作者看来,地质工作本身即是有趣的,工作中可以尝试用“罗盘看风水、敲核桃”,还可以“借着工作的机会游山玩水”,然而这些都还不够,地质工作者的压缩饼干、干馒头等到了胡丽的笔下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可以进行自我调节,并寻找和创造着兴奋点。比如“在野外,吃是除了看之外的另一项最大的趣事。野外工作时吃的东西不一定精美,却原汁原味新鲜地道充满野趣,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胡丽笔下的“龙凤汤”“野生鱼”“野果子”“野餐”无不让人垂涎三尺,特别是“野餐”,让人不仅联想到郊游的愉快,还体会到地质工作队这个大家庭的热闹与友爱。难能可贵的是,地质工作者的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家属,首先是他们的妻子,在小说《喊饭》中,两个盼夫归来的女人,站在山的这边,而他们的丈夫——辛劳的钻工,正在山的那边打着钻机,两个对丈夫日夜思念的女人,克服对雷电、山洪的恐惧,将她们尖而细的声音传到机场,用各种菜名催促着劳作的丈夫,使文章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当女人的呼唤变成一道道菜名,女人对丈夫的思念也就变得更具体,更接近生活的本真了。

又如绿野来客的《丹砂村往事》,用回忆的方式叙述了作者童年的经历,在童真间寻找过往的似水年华。作者自己曾说:“童年的丹砂村留给了我不少美好的记忆。”到底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呢?比如作者的爷爷带着作者去“钻老洞”,为了钻一次老洞,“爷爷”准备了一个上午,俨然一副要进山洞探险的专业姿态,“爷爷在家里准备了一番,带上砍刀、水壶、电筒、藤帽等,妈妈还为我们备上了干粮。”而去的“老洞”,是一个已经废弃不采的矿洞,一番准备后,还带上一条土狗,更是孩童喜爱的“探险”方式。实际上也算不上探险,作者在矿洞里面看到各色奇异的矿石,“河的卵石颜色斑斓,多姿多彩,什么紫袍玉带石、国画石、鸡血石、石英石满河都是,一群群鱼儿在这五彩石中游来游去,仿佛生活在一个天然的大鱼缸里。”对于作者来说,这便是受到一次良好的自然地理教育的机会,作者从小便对这美丽的,充满诱惑的矿石王全友充满好奇,增加了对地质科学的热爱程度。在人文教育上,作者也同样受着其爷爷的影响,当他们来到一块大方石前,他的爷爷指着这石头说:“矿儿啊!这是老辈人过去挖丹砂美国老奶奶,背丹砂矿林惜陆言深走到这里歇气时,放背篼时磨出来的。那些油亮油亮的东西,是老辈人的汗水浸出来的。”这种“现场教学”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想象老一辈丹砂人用他们光亮的胳膊和肩臂支撑起祖国的丹砂事业,使我们对于老一辈旷工更多了一份尊重。作者也是如此,他“听爷爷这么一说,我便想象着爷爷的爷爷他们,用竹背篼背着沉重的丹砂矿,在这山路上来来往往、汗流浃背时的情景。”于是“顿然,我对这块大方石有了一种崇敬的感觉。”和上述的地质科学教育相比较,这应该算是一次地质人文教育吧,包括后面提到带有神话色彩的“丹砂娘娘”,都使读者对于丹砂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在工作时汗水会浸透全身的衣物,但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却从来不会有“辛苦”二字,他们乐观的精神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妻子,还影响着他们的后辈,使一辈又一辈的地质人层出不穷。

 贵州地质文学专栏除了描写地质人生活的文章和诗歌,也有一些和地质生活无关的文学作品,例如袁浪的《最后的枪王》、陈瑶的《最后一个》、王琴的组诗《岁月的爱痕》、《写一首简短的诗》(外二首)、杨麒麟《关于不屈》以及一部分文学评论,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地反映地质人的生活,但他们都是地质人精神的载体,是他们对于文学热爱的体现,这些作品中的小说情节设计紧凑、连接过渡合岑参的读音,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新层面与新视角,麦吉丽理,使人读了后回味无穷;诗歌也同样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深度,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妈妈的朋,是诗人心灵的真实写照;杨麒麟的散文则是地质人不屈精神的重陆沉慕星现,是所有地质人的品质。

《贵州作家》 2018年第二期至2019年第一期刊出的四期“贵州地质文学”专栏,已经将贵州地质人的文学素养发挥到了较高的水平,希望今后能在地质文学专栏中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系铜仁学院副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

 

启示:新时代的贵州地质文学现象

阅罢陈祖君与王琪君两位两位谦谦君子关于【贵州地质文学】粗坑村专栏作品的评论文章,几乎让所有地质文学作者与读者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原来地质文学的写作,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与冲动,竟然还蕴涵了如此丰厚而深刻的社会时代含义与文学审美价值,从而为贵州地质文学的认知,提升了新的层面,开启了新的视角。

贵州地质文学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是改革开放时代大潮在贵州地质界的岑参的读音,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新层面与新视角,麦吉丽生动回音。

1984年《杜鹃花》创刊,如今已坚持三十五年。回首《杜鹃花》走过的路,几乎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峥嵘岁月与心路历程。

以《杜鹃花》为载体和平台的贵州地质文学,出作品、出人才、出影响,为贵州地矿文化建设与贵州文学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通过近年对贵州地质文学发展史的初步研究,可以总结出以下具有标志性和历程碑意义的贵州地质文学事件:

一个文学刊物品牌:《杜鹃花》,1984年创刊,如今已出版六十余期,发表地质文学作品上千万字,形成独特的“贵州地质文学现象”而引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关注。

二套贵州地质文学丛书:2000年三卷本《高原拓荒人》,为迎来新世纪献礼;2019年四卷版《拓荒人的新纪元》,为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献礼。

三部电视专题片:1992年拍摄七集电视专题片《高原拓荒人》;2007年拍摄九集电视专题片《苗岭先行兵》;2017年拍摄《贵州省地矿局建局六十周年》专题宣传片,产生了社会轰动效应。

四期《贵州作家》【贵州地质文学】专栏:获得文学评论界认可海底膨胀,搭建了贵州地质文学走向更广泛社会领域的桥梁,扩大了贵州地质文学与贵州地质故事的社会影响。

五任《杜鹃花》主编薪火相传,接力有序:第一任主编李绍珊、第二任主编袁浪、第三任主编何毓敏、第四任主编欧德琳、第五任主编陈跃康。坚持了服务基层、耕耘地质土壤、“与作者心贴心,与编辑手牵手”的办刊原则。

六次夺得贵州“新长征”职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活动第一名:第一届(1992年)、第七届(2005年)、第十届(2011年)、第十一届(2013年)、第十二届(2015年)、第十三届(2017年),贵州地质文学现象历久不衰。

七位地质文学老人树立典范:李绍珊、袁浪、拓石、朱崇显、陈履安、刘龙材、程儒贤。李绍珊有贵州地质文学导师之誉,袁浪有贵州地质文学教父之称,都是贵州地质文学的重要开创者与奠基人。

八字办刊宗旨:贵州风情、地质特色。踏遍高原青山绿水,书写地质队员服务民生、找矿立功的业绩与故事。

九种地质文学体裁:文论、纪实、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摄影、书法、绘画。多元化创作,满足地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十大知名地质作家应运而生:

李裴:原贵州省地矿局宣传干事、局机关团总支书记,《杜鹃花》创始人之一、首任副主编,现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贵州省社科联主席、贵州省政协外事专委会主任、知名文学评论家。

欧阳黔森:原贵州省地矿局103队、测绘院职工,《杜鹃花》重要作者、编辑,现任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作协主重生战国之魏武大帝席;著名作家、编剧。

冉正万:原贵州省地矿局106队职工,《杜鹃花》重要作者,现任《南风》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全国知名作家。

冯飞:原贵州省地矿局106队职工,《杜鹃花》重要作者,现任贵阳市乌当区作协主席,知名作家、贵州年轻文史专家。

李俊:《杜鹃花》重要读者与作者,现任贵州师大教授、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知名编剧。李俊虽非地质队员,但年轻时候就他对《杜鹃花》情有独中,在《杜鹃花》上发稿十多篇,成就了他青春时代的文学梦想,因此他强调说,他就是从《杜鹃花》走出来的作家。

管利明:原贵州省地矿局115队党办主任,《杜鹃花》重要作者、现任副主编,清镇市作家协会主席、知名地质作家。

何毓敏:《杜鹃花》第三任主编,《杜鹃花》复刊重要功臣,现为贵州省西南能矿集团办公室主任、西南能矿集团文联秘书长、知名地质作家;

欧德琳:原贵州省地矿局党办调研员、贵州地质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杜鹃花》第四任主编,知名地质作家、地矿文史专家;

陈跃康:原贵州省地矿局党办副主任、《杜鹃花》第五任主编,贵州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知名地质作家、诗人。

龚章河:贵州省地矿局114队党委书记,《杜鹃花》重要作者、现任副主编,知名地质作家。

走出来的知名作家、优秀作者还有很多,有的还在成长之中,在此列出贵州十大地质作家,是历史地综合了各方面的创作成就、社会影响力,在贵州地质文学繁荣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贡献等诸因素,虽难免有所偏颇,却是贵州地质文学最大的公约数。

以上十件贵州地质文学典型事件与现象,似乎揭示了某种社会活动规律:地质文学,从来就不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与工作之外的个人行为与喜好,而是得利于有组织的持久坚守。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地矿局二十多个基层地勘单位出现了“一队一刊”的文化繁荣景象,贵州地质文学的多姿多彩,几乎到了让人眼花撩乱的地步:

101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清水江》;

102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热地》;

103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梵净风》;

104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诗山谷风》;

105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山魂》;

106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新突破》;

108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高原情》;

109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苗岭物勘》;

111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水高原》;

112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探索》;

113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乌蒙山》;

114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共青湖》;

115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枫叶》;

117地质队地质文学期刊:《晶簇》;

地质测绘院地质文学期刊:《测绘经纬》;

地质实验室地质文学期刊:《实验纵横》;

地矿装备中心地质文学期刊:《探矿时报》;

贵州地调院地质文学期刊:《拓荒者》;

基础工程公司地质文学期刊:《起锚》;

贵州山水国际旅行社期刊:《山水旅报》;

贵州地矿投资公司文学期刊:《和谐家苑》;

 ... ... 

这些文学期刊,已成为地质职工的精神家园,鼓舞地质队员精气神、凝聚改革创新正能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即将迎来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贵州地质文学值得期待的是:我们翘首以盼的四卷本、近200万字的新世纪贵州地质文学丛书《拓荒人的新纪元》,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将是“贵州地质文学现象”奉献给广大地质职工和社会各界的又一席地质文学的饕餮盛宴!

总而言之,新时代的贵州地质文学现象,正需要如以上两篇文学评论文章所阐述的一样,展现符合新时代文学繁荣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发展的新层面与新视角。

文以载道,文化铸魂,是坚持文化自信的根本与初心!

2019年4月23日

于贵阳观山湖绿野诗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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