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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前史文明研讨》微信版第172期

摘 要:清嘉庆九年(1804),李德淦知泾县,适逢宁国知府鲁上海,原创洪亮吉与《泾县志》,国海证券铨欲修《宁国府志》而令各县修志,便延请洪亮吉纂修县志。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书成。期间,洪亮吉又受聘纂修《宁国府志》。 洪亮吉为方志名家,纂有不下八部方志,后人以《泾县志》为最佳。其“一方之志,苟简不行,滥收亦不行”及“撰方志之法,贵因此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风闻”等建议,在该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研讨《泾县志》对咱们知道洪亮吉的修志思维多有裨益。

关键词:洪亮吉 泾县志 厚古派

一、前语

清嘉庆九年(1804),安徽宁国府泾县县令李德淦幸得约请名躁京师的大学者洪亮吉为泾县修志。在泾县乃至在周边府县引起轰动效应,可谓是皖南文明界的的一件盛事,不亚于一千零五十年前诗仙李白应汪伦之邀来泾县旅游。而咱们今天对着一前史的回忆与考虑,研讨了解洪亮吉在编撰《泾县志》过程中的方志学思维,关于咱们今天批判地承继和开展古代的方志学遗产,构建今世方志学思维,无疑是有利的评论。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为清代中期闻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纂修,后出任贵州学政。嘉庆时,洪亮吉参与编纂乾隆实录,史称“君修史,依古法,务简质,与诸巨公议多不合”,又因上书言事,冒犯权贵,被发配伊犁,释归后不复出仕,杜门作品。洪亮吉是乾嘉年代的闻名学者,他博览群籍,常识渊广,终身作品宏富,于前史地舆造就尤深,编撰有《春秋左氏沽》《三国边境志》《东晋边境志》《十六国边境志》等书,均为乾嘉时期前史地舆学的创作。洪亮吉对我国方志编纂工作作出了很大奉献,终身纂修了十余部方志,其间象《淳化县志》、《泾县志》等各具特色,受人推重。

由洪亮吉编撰的《泾县志》 在我国方志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他所建议的“信载籍而不信风闻,博考旁稽”为后世所推重,《泾县志》也池韩率成为重考据的方志模范。经过前后两年的辛劳,洪亮吉的《泾县志》功德圆满,完成了泾县五十万百姓与士林的修志希望。泾县作为江南文明区域的古县城,当地的文人贤士多有著书的传统,在修志的过程中,给予洪亮吉编写志书以很大协助,如茂林人吴台著有《泾水考》,洪亮吉阅后大为欣赏,将其悉数采入《泾县志》。

别的泾县俊才辈出,在其时就有赵绍祖、朱珔、包世臣、胡承珙等博学鸿儒,学界泰斗是,请洪亮吉修志无疑是其时泾县士林的一起愿望。编撰县志对当地政府来说,也需求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和文明支撑。在经过康乾盛世的泾县经济开展一向处于省内前列,商品经济非常活泼,当地的茶叶、蚕丝的产值长时间位列全省三甲,然后得以“重金聘请”洪亮吉为泾县修志。一起,在泾县历代文人骚客编撰了十多部县志,而且其间不乏志书中的精品,如宋人王栐所撰的县志和明代嘉靖版县志均为志书中的佳作。前人编撰的越好,后人就越难编,不然则是“狗尾续貂”,这就主客观提升了县志志书修撰的层次与水平,得以让《泾县志》成为方志史中的上乘佳作。

首要咱们需求了解洪亮吉对方志性质和源流的底子知道,然后更有利于对《泾县志》的解读。洪亮吉以为:“地志者,佛山三水天气预报志神州之土也”,即方志是舆地之书。它与先秦的《九丘》、《中经》、《禹贡》、《周礼•职方》乃至《春秋内传》都有根由联系天上掉下个悍王妃,与秦汉以来的《太康地记》、《永上海,原创洪亮吉与《泾县志》,国海证券初山川记》和《开元十道记》、《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以及图经挚爱前妻入骨情深等一脉相承。可是到了近世,方志内容大变:“乃今观其所采,则严光江岸,庄子壕梁,前哲钓游,有而必录,此则郭象述征之记,延之揽胜之编,非地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台、仙观二宗,创置靡不毕详,此又叫僧西域之经,高士老君之传,非地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剑徐君之垄,酒洒乔公之墟,同系昔贤,均堪凭吊,然与其有详有略,何妨概属阔如”?因为他把方志看作地舆之书,于是乎所谓的“述征之记”、“揽胜之编”、“名僧西域之经”、“高士老君之传”,概非“地舆之要”,成为可详可略、乃至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他看来,原始方志不过记载一方地舆沿革、城市、阨塞等,仅仅后世才加进人文的内容,而且比重越来越大。他以为地舆内容是方志之“本”,而“名宿”、“词章”等即人文内容是“末”,然后把后世轻地舆而重人文的阴模志书说成是“去本求末、流荡忘归”,这清楚地反映了洪亮吉对方志性质的知道。他的全部修志建议都建立在这个观念之上。曩昔人们在评论方志的源流时,以为洪亮吉建议方志源于《越绝书》说,其实不然。方志的根由与最早的方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前所述,洪亮吉以为方志的根由可追溯到《九丘》《禹贡》《周礼•职方》等地舆书,而《越绝书》则是最早呈现的方志,然后奠定了洪亮吉的底子修志思维建议。

二、从《泾县志》来看洪亮吉的修志建议

在长时间的纂修方志的实践中,洪亮吉不断地总结经历,提出了许多独具见地的修志建议。可是,他的全部修志建议,焢肉饭又无不与方志即地舆书的观念严密相关。从《泾县志》中,咱们可以明晰的看到洪亮吉这四个方面的修志建议,归理出其作为“厚古派”的中心修志思维。

榜首,“一方之志,沿革最要”

因为确定方上海,原创洪亮吉与《泾县志》,国海证券志是地舆书,洪亮吉修志非常重视地舆沿革的记载。由他主纂的《泾县志》,更集中反映了这个思维。有关地舆部分,他不吝重笔浓墨,旁证博引:

“又念此县为秦汉所建,地大物博,山则陵阳,盖山水则南江分江故道皆汇于此,人物则汉楚王英之所徙也,丁鸿之所封也,孙桓王太史子义之所屯驻也,钟桓两陈庭实内史之所城守也。其岩壑清峭,道里深邃,实为东南诸县之冠,而钱、郑二志并修于乾隆十八年,有失之略者,有失之凿者,今于其略者补之,凿者求正之,余则悉仍其旧,惟于水道故城之类,则视旧志较详焉。”

“舆地之书,除前史地舆志外,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和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态《舆地广记》、祝穆《方舆胜览》等,有牵涉县境者无不逐个采录,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载县事尤详,今并分门录入。”

“一方之志,山水最要。山则亘古不移,水则时有迁徙。旧志于此不免简略,今逐个考其发源地点,及所入之洪流,条分缕析,不使混杂。凡唐宋从前诸图经地志所载者,无不录入,并加以考证,庶后人有所依据云。”

然后使地舆内容在全志中占了极大的比重。尽管洪亮吉建议方志是舆地之书,首重地舆沿革。但在长时间的修志实践中,使他感到方志也应参照史体,添加一些人文的内容。如前所述,洪亮吉曾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观念,而《越绝书》所载人物业绩大大逾越地舆内容的比重;他关于乐史《和平寰宇记》倍加欣赏,以为此书“编制亦最善”,但也正是该书创始了方志为人物立传和录入文献的先例。

在《泾县志》中,人文内容也占了适当的篇幅,这一方面是洪亮吉的自觉知道,他说:“方志艺文祗载一方士大夫所著书名,或间及序例,此定法也”;又说:“前史艺文志载一朝之书,多至罗京妻子刘继红再婚千余种,宜也。今一县之撰述,多亦至百余种,盛矣。其先后仿前史之例,分甲乙丙丁四部,其书之存秩及未见者,间注于下……”以为方志录入艺文是天经地义的,是“定法”。

但另一方面,咱们也应看到,因为洪亮吉坚持方志是地舆书的观念,故而《泾县志王均金王均豪送行大哥》中添加不少人文内容,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只怕不录入诗词及“骈俪之语”,当地人士会通不过,乃至会群起对立。基于此,他在《泾县志》中斟酌录入了一些当地及居住人士的诗词,专列了仙释、词赋等类别,但其起点仍立足于为地舆内容效劳,他说:“自宋祝穆撰《方舆胜发》,始阑人诗词矣;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又并录及骈俪之语矣。后之为府州县志者遂靡然从之,究之于道里之远近、古今之沿革何预乎?然旧志已录入,而新志尽削之,‘则县之人群起而哗矣。今酌撰词赋三卷,凡前贤旅游之什、山水之篇,以迄一方人士之题咏,稍为拣择,附入末编,或亦助灵川岳、增秀园林之一道也”“又方志有仙释一门,本无关于舆地,然陵阳栖鹤之山,琴高跨鲤之所,以及栋山之乾应,金峰之守讷,人艳称之,亦足以辅佐山林,增辉岩壑,爰附于寺观之下,俾各从其类焉。”

关于方志记载人物,洪亮吉在修《泾县志》时指出,“一方之志,例载人物。然方志究非国史之比也,。旧志于人物乃分作十数门,曰名臣,曰宦业,曰忠节,曰孝友,曰儒林,曰文苑,曰隐逸等,又必求其人以实之。所以旧志所登者,虽善善从长,究难为继。今既欲一遵旧例,余因为之约曰:建功立言者,始可谓之名臣,官吏有政声者,始可以入宦业,作品有功经传者,始可谓之儒林;诗文超人辈流者,始可谓之文苑。至升毛之世,本无肥遁之人,倘必欲传隐逸,亦当求一意林泉、生平未尝应举者当之。若数奇不偶及上海,原创洪亮吉与《泾县志》,国海证券前进未售者,未可以充隐。如是庶几今天之录入方志者,改日即可以登国史。吾愿于此方士大夫稳重其例焉。”如此便可收到精简文字篇目、上海,原创洪亮吉与《泾县志》,国海证券严厉分类编制的效果。尤其是他以“今天人方志,改日即可人国史”来严厉要求人物传的编纂,这关于避免方志滥收人物具有积极效果,即便对编修新方志也有指导含义。

第二,“信载籍而不信风闻”

洪亮吉是闻名的乾嘉考据学者,因此他把考据学风带进方志范畴,提出了言必有据的建议。与他的方志是古地志之遗的观念相应,他以为古地志保存了不少有关该地史实、掌故的资料,这关于后世修出佳志有重要影响。应该指出,洪亮吉建议言必有据,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又要求事必师古,这就值得参议了。当然,古地志中有不少合理的成分需求承继,但也不行否认,其间有许多消沉的东西应该扔掉。一味地建议事必师古,必定导致抱残守缺,保存不前。

任何史籍,包含方志,不同于小说家言,其所记载的人物、工作等当然要有根有据。可是,洪亮吉言必有据的观念有时在实践使用中却到了近乎刻板的程度,他的言必有据,实践上是为其“述而不作”的观念张目。在《泾县志凡例》中说:“人物一门,前史有专传、附传者,即据史文录入,无则采一统志、江南通志、旧府旧县志名人记载,近时则据采访册,以明述而不作之意。”这样的方志人物传与正史或一统志等人物传没有一点点差异,底子不能表现出当地特色。

而且他过分地信任文字记载,而一概排挤石碑资料,在文字记载中又过分地信任正史,小看其它记载。他说上海,原创洪亮吉与《泾县志》,国海证券:撰方志之法,“信载籍而不信风闻”。他把前志的失误爱情公寓名字暗藏玄机归之于“惟信风闻,不稽载籍”。很显然,洪亮吉“信载籍而不信风闻”的观念是片面的。“风闻”并非都是假的,相反,有些具有很高的价值,尤其在实施文明专制主义的情况下,一些前进的、革新的言行常常经过劳动人民口头相传才赖以保存下来。而且许多近时发作的工作,往往难于从载籍中直接找到资料。作为“厚今薄古”的资政之书逐个方志,更应重视查询采访,搜集那些广泛撒播于大众口头的名贵资料。况且史籍的记载,并不满是可信的,正史的记载尤多过错,假如一味地信从,只能导致耳食之言,然后下降志书的质量。

第三,方志编制,征引古法,重考据,杰出地舆内容

洪亮吉复古倾向严峻,建议事必师古,因此他所拟定的方志编制,往往征引古法,以示有据,可谓无一处无来历,无一门不古拙。洪亮吉沿袭旧制的修志理论,其实是与他崇尚汉学、重视考据的思维分不开的。作为乾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深受其时学风的影响。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当洪亮吉来到安徽学使朱筠府中时,年青的他其时正醉心于汉学,以致于朱筠“得之甚喜,以为文似汉魏”。洪亮吉不光文章摹仿汉魏文体,乃至连写字也要回归古人,袁枚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道:“顷接书……一点一画不从今米亚冬冬书,驳驳宫阙泪落落,如得断简于苍崖石壁间。仆初不能识,徐测以意,考之书方始得其音义。”

洪亮吉这种崇尚汉学、重视考据的思维,在学术作品中更是表现显着。如他的史学作品《四史发伏》,专门考证《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史实、编年、地名、人名等的过错。其经学作品《春秋左传诂》则专取汉魏诸儒之说,“训诂以贾、许、郑、服为主,地舆以班固、应劭、京相璠、司马彪等为主。”其地舆学作品更是以考证为专门,如《东晋边境志》可以在“实土之广狭无常、侨土之名字多复、纪传之业绩不完、《晋志》疏忽难信,很少学习”的情况下著成,得到了钱大昕的高度点评,“稚存生于千载之后,乃能补苴罅漏,抉摘异同,上海,原创洪亮吉与《泾县志》,国海证券搜郦、乐之逸文,参沈、魏之后史,阙疑而慎言,博学而明辨,俾读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现在,讵非大快事哉!”正是这种考证,在乾嘉年代被以为是笃实的学问、笃实的学风。所以,关于洪亮吉来说,他的这种考证思维,反映在方志学上表现为沿袭旧制,重视沿革的观念是不难理解的。而且正是这种思维,使他在方志撰修中,在史料的选取上,“信载籍不信风闻”尽管这种述而不作、采信典籍的办法短少立异,但却具有方志编纂中不行短少的征实精力。

洪亮吉新居

在言必有据的前提下,洪亮吉关于详细的编列类别,表现编制的方法又不非常讲究,也不拘泥方式,而往往是酌情而定、因事而设,故而在他所编的十余部方志中,很难见到完全相同的类别分目。可是,不论选用何种方式,均以杰出地舆内容为准则。从所修方志剖析,洪亮吉所修门目体志书,地舆内容一般都在对折以上。如《泾县志》三十卷,就卷数而言,地舆内容未及对折,但在详细规定中,于地舆却非常周到详jalals细,如“沿革”,包含星野、边境、形胜、习俗;“城池”,包含故城、街巷、坊表、乡都、市镇、桥梁、津渡、邮寄等;“山水”,包含诸条山、诸条水、陂泽、湖池井泉等,“食货”,包含蠲赈、田斌、杂税、户口、瑶役、积贮、盐法、马政、屯田、囚田、物资、兵防等。可见,地舆内容在全志中相同占了极大的比重。

第四,方志内容贵在繁简适中

洪亮吉所修方志,迭有宏构,倍受称誉。其所以如此,与他着重方志内容贵乎繁简适中的观念有关。他在《泾县志序》中指出:“一方之志,苟简不行,滥收亦不行。苟简奋则舆图边境,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等是也。滥收,则或采风闻,不搜载籍农家小仙妻,借人材于异地,侈景象于一方,致使伪以传伪,误中复误,如明今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洪亮吉在聘修《泾县志》时,感到钱、郑二前志皆得失参半,“有失之略者,有失之凿者”。从门目设置来说,“郑志人物分门最繁,如直节、廉介、恬退等”。因此他在修《泾县志》时,一改其非,“于其略者补之,凿者求正之”。尽管咱们不能说嘉庆《泾县志》没有短缺,但较之前志或同年代的一些志书,确有过人之处。民国时期的方志学家王葆心称誉说:“考此书(即《泾县志》)有关修志义例及山水人物之考辨,均见通人修志,择精语详之善。若其生平在陕、在汴、在皖,纂志至八九种之多,则于此事之学问与经历,必有过人者。观其为《泾志》一序,足见其晚年所见之超卓矣”。

三、对洪亮吉为代表“厚古派”的知道及其点评

清艾蒿茶代因为许多学者参与当地修志,相互之间参议参议,逐步类聚,形成了二个首要的修志派系。一派以章学诚为首,他们建议方志是史,编撰方志要格遵史例,其法以撰述为主,其内容重于记载人文,表现“厚今薄古”的准则广搜集资料,既要依托文献,也要重视查询采访。他们在总结前人修志经历的基础上,结合自已时实践和研讨,勇于立异,在不少问题上具有创见,因此可称作“立异派”。

而另一派则与此相反,他们以为方志是舆地之书,故以记载地舆沿革为要;他们善于考据,重视纂辑,偏信正史的资料,建议“述而不作”,因此可视为“保存派”。假如说戴震因较早提出“方志以沿革为重”的观念而成为该派的首要代表的话,那么洪亮吉则大加发挥,提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和“撰方志之法,贵因此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风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的建议,然后使该派理论更为体系,扩展了保存派的影响。清代这两个修志派系,从前当面比武,争辩甚烈,如章学诚和戴震关查编号于方志性质间题的论争,章学诚和洪亮吉关于方志统部问题的论争等。总的来说,立异派在许多方面定见新颖,具有发明性,然后把清代的方志编纂引向一个新的高度。可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派势单力薄,以致章学诚编修的几部最具代表性的方志都未能完整地撒播下来。而保存派,尽管他们详载地舆沿革,而且考证精审,事事做到言必有据,所修志书在必定程度上具有信史的含义,但他们沿袭守旧,故步自封,少于发明,所以,方志未能更好地起到资治、存史的效果,然后大大约束了它们的价值。

洪亮吉作为一个方志学家,尽管未能跳出保存派的窠臼,但他学问渊博,才智精辟,经历丰富,依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他所纂修的《泾艾鹿薇和苏先生合照县志》等均以“该核”、“择精语详”见称,深受时人及后世的推重。王葆心曾说:“洪氏在陕西、河南修志颇多,故生平于方志之学研求有素,见识既富,经历尤多。此一序(即《泾县志序》)括举方志利病,皆切当按验有得之言,其举苟简滥收与夫略于舆域及采风闻而不搜载籍诸弊,皆流俗修志之通病”“观其为《泾志》一序,足见其晚年所见之超卓矣”。这个点评是底子上切合实践的。

洪亮吉在方志学上的成果也被梁启超所附和,梁启超把洪亮吉所撰方志称为“可称者”。以洪亮吉为代表的重视沿革、详远略近的“厚古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重视实际、详近略远的“详今派”之间的论争,别离代表了其时不同的两个修志派系。而在其时,因为受考证习尚的影响,厚古派在方志学的撰修中占有干流,但随着清后期经世思潮的涌起,详今派的影响逐步逾越了厚古派。总归,洪亮吉的修志思维建议沿袭,章学诚的修志思维反映实际。尽管他们的修志观念不同,但作为清代中期的方志名家,他们撰修方志的论争,为咱们在今世的方志撰修中供给了学习和考虑。章学诚“详近略远”、重视实际的前入修志思维是咱们所最应重视的,而洪亮吉“贵沿袭,信载籍不信风闻”的征实精力也是修志学者不行短少的。二者的结合与立异,是今世修志思维的主题。

( 作者江苏省昆山市政务效劳中心工作人员,姑苏科技大学专门史研讨生,姑苏市传统文明研讨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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